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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援刑辯律師應走向專職化
 

更新時間:2013-9-29 09:49:07
 

由中國政法大學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心、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和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共同統計形成的《刑事案件實證分析報告——以豐臺區人民法院1353名被告人為分析樣本》(以下簡稱報告)近日發布。

報告呼吁,司法機關、人民團體和社會組織在流動人口的犯罪預防以及對流動人口的司法保護力度上應當發揮更大作用。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擴大對經濟困難人群的援助范圍,提高辯護率,建議成立專門的刑事法律援助機構,培養職業化的法律援助刑辯律師。

被告人中流動人口居多

此次發布的報告是以豐臺法院近半年來1353名被告人為調研樣本,以被告人基本信息(包括性別、戶籍、年齡、文化程度等)、案件基本信息(包括罪名情況、強制措施情況以及刑罰適用情況)和辯護信息為主要內容。

從報告結果來看,1353名被告人中有前科劣跡的263人,占19.4%。前科犯罪中,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有179人,其中22人適用緩刑;被判處拘役刑罰的有24人。“通過比較前科犯罪與再犯罪罪名之間的關系,我們還發現,****類犯罪、賭博類犯罪、尋釁滋事、盜竊、搶劫等犯罪再犯比例較高。”中國政法大學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心聯席主任佟麗華說。

報告顯示,除一人無戶籍外,被告人中外地戶籍居多,占82.1%,主要是農民工和無業人員,且被告人以18至39歲的青年人居多,文化素質較低。

佟麗華對此分析說:“針對被告人以流動人口居多且受教育水平普遍較低的問題,流出地政府要擔負起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的責任,并有針對性地開展普法教育工作;針對流動人口業余生活極其匱乏、精神世界空虛,流入地政府、工會和共青團等人民團體和社會組織應充分發揮作用,豐富流動人口業余文化生活;流入地政府應進一步加大對流動人口的服務和保障力度,把流動人口納入城市公共服務體系,搞好就業服務和培訓工作,從根本上改善引發流動人口犯罪的社會環境。”

流動人口司法保護較好

根據統計結果,被告人涉及的罪名中,侵犯財產權利的盜竊罪和詐騙罪比例較高,兩者合計459件,占33.9%,達到所有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法院在受理案件時,被告人被采取羈押性強制措施(包括逮捕和拘留)的比例為67.6%,被采取非羈押性強制措施(主要是取保候審)的比例為32.4%。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們對被采取取保候審的438名被告人的戶籍情況進行統計后發現,其中北京戶籍83人,占北京戶籍犯罪人群(241人)的比例為34.4%;外地戶籍355人,占外地戶籍犯罪人群(1111人)的比例為32%。二者比例相差不多。”談到此,佟麗華表示,這是一個良性狀況,說明司法機關在取保候審方面,對非本地戶籍人員采取了公允的態度。

事實上,之前很多研究表明,流動人口犯罪存在“高犯罪率”、“高批捕率”、“高****率”的“三高”現象,且相對本地戶籍涉嫌犯罪人群,非本地戶籍涉嫌犯罪人員在適用非羈押強制措施和非****刑方面具有更為嚴格的條件,不能公平適用強制措施和刑罰法律制度。但從本次報告數據來看,對流動人口被告人和京籍被告人公平適用強制措施和刑罰,不僅能有效保障被告人的刑事訴訟權利,而且并未影響刑事訴訟的正常進行。

豐臺法院刑一庭庭長張勇稱,豐臺法院作為基層法院,審理案件時候,對外地人和本地人一視同仁,甚至對刑事犯罪的流動人口采取了更多的幫助,比如說要幫著聯系老家的家里人等。

擴大貧弱人群法援范圍

記者在報告中看到,1353名被告人中有辯護律師的被告人共計有427人,占28%。其中,指定辯護律師提供法律援助的被告人有48人,僅占3.5%,其中未成年人36人、聾啞人7人,限制行為能力人1人、其他原因4人。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人、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根據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統計數據,2009年至2011年,指定辯護案件占援助案件的80%左右,因經濟貧困等原因申請并獲批準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占20%左右。總體上,刑事貧窮當事人獲得法律援助比例低。從調研結果來看,律師參與辯護的比例還比較低,為28%,其中指定辯護律師提供法律援助的比例僅占3.5%。

“對刑事貧困當事人獲得刑事法援工作,目前來說是‘三個不夠’。”佟麗華稱,一是告知不夠,按理說,司法機關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如果經濟困難或者有其他原因沒有辯護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援助,但很多情況下并沒有告知;二是對提出法律援助申請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代其向法律援助機構轉交申請力度不夠;第三是法律援助機構審核批準力度不夠。

“我們在對刑事貧窮當事人法律援助方面是比較被動的,收到申請比較少。”豐臺區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劉立燕對此也表示遺憾。

“實際上,絕大多數不符合‘應當通知辯護’法律援助條件的被告人是農民工或無業人員,他們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識淡薄,更加需要律師的專業辯護。我們建議,應當進一步擴大對流動人口等經濟貧弱人群的刑事法律援助范圍,提高辯護率。”佟麗華建議,為了提高刑事法律援助的辯護質量,應成立專門的刑事法律援助機構,培養職業化的法律援助刑辯律師。

“如果每次庭審,都有刑辯律師在場,可以增強法庭抗辯率,法官也可以充分考慮被告人的意愿,這對于提高司法公信力大有幫助。”張勇補充道。

“必須讓貧弱者感受到法律的溫暖。若可通過刑訴化解社會矛盾,必將推動社會和諧。”中國政法大學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心聯席主任吳宏耀最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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